文章主旨：本報告為亞洲開發銀行(ADB)之working paper，主要探討在影響力投資領域中，社會影響力債券與Pay-For-Success機制之運用，結合不同領域的案例分析，並建議可作為在亞洲地區推廣的投資工具，達成特定的社會目的。
文章內容及要點簡述：
本報告架構上分為社會債券與影響力投資簡介以及目前的發展趨勢，針對亞洲各國以社會債券投資的範例分享，以及分析社會影響力的衡量方式與缺失，最後是總結與建議。隨著SDG，ESG相繼成為熱門話題，能將將資本市場導向對公眾有益項目的影響力投資，自然也讓不少機構趨之若鶩。
根據ADB的調查，從2017到2020年，全球共公開發行了超過1900億美元的社會債券，整體來說已成長八倍，且有越來越多亞洲國家的政府，有興趣以這種新型的融資方式，來提供資源給私部門，執行特定的社會專案。而受到疫情影響，在2020年， 主要以解決與疫情相關問題的項目居多，例如佔最大比例的失業與救濟相關(34%)，教育與訓練(16%)，可負擔式住宅(16%)，直接對微型與中小型企業紓困(13%)等，皆有透過社會債券進行資金挹注的案例。
當然，社會債券的發行，有其須符合的規範，其中最重要的莫屬由國際資本市場協會(ICMA)所制定的「社會債券準則」(SBP)，裡面嚴格定義了原則，框架(framework)，參考指標，以及管理和評估影響力的方法，在評估實例方面，本報告參照了ICMA的內容，舉了以下四種方式：ICMA SBP，Mapping to SDGs，GIIN IRIS+，Development Impact Bonds and Social Impact Bonds，分別是不同的衡量工具(或指南)，去計算投入與產出，以及結果對特定目標(利害關係人)造成的影響。然而，本報告並未將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納入，可能是篇幅有限，而未能全面探討。
最後，在本報告所分析的案例中(健康照護，水資源與衛生，糧食安全，中小型企業紓困，教育和訓練，婦女教育，性別平等，災後復甦，數位發展與普惠金融，貧困與不平等)，礙於分享時間，會挑「女性教育」這個案例來深入分析，包含參考其他資料來源的觀點，檢討包含「到底社會債券有沒有發揮社會影響力」，以及「為了確切呈現影響力，管理(management)和驗證(evaluation)花費了不成比例的成本，是否適當」等問題。以及，所謂Pay-For-Success計畫，本質上也被某些學者視為「風險定價」與「風險轉移」的做法，其所真正創造的影響力，並沒有比原本由慈善機構/NGO組織直接參與，來的更有效益與效率，故，社會債券是否僅為名目上的融資工具創新，抑或是真達成更好的drive private capital for public good？值得思考。
請列出2-4個供讀書會夥伴討論的問題
- 台灣在哪些領域適合推行社會債券？目前已掛牌的三檔社會債券，目標鎖定「可負擔的住宅、創造就業及可減輕或避免因社會經濟危機所導致失業的計畫及社會經濟發展和權利保障等面向」，然而，用過去的機制與方法(e.g. 社會福利，BOT/PPP模式，發行一般的債券…等)，難道做不到相似的效果嗎？
- 掛上「社會債券」與「影響力投資」的美名，是一種符合潮流的行銷手段？不少文獻也提到，社會債券因為具備解決社會問題的屬性，在很多繁文縟節與成立之成本方面，似乎有不少優惠與稅務減免，這是否為誘因？
- 無論是Social Bonds還是Pay-For-Success Prgram，總是會有個最終付款方，無論是政府會是更大的基金會/機構，然而，這些政府/基金會/機構，既然自己有預算，為何無法自己投資項目，而需讓私人資本進場，再用「達到KPI後給予獎賞」的方式，讓整個過程看起來像是一筆划算的投資？再說，管理成本，評估/驗證成本，是否過高(以「女性教育」的案子為例)？且這些成本，是否有計入投資報酬率的計算之中？
- 從社會影響力債券所希望解決的議題中，大家覺得哪些SDG目標最常被對應到(例如：SDG13氣候行動，SDG1貧窮問題)？會有某些SDG經常被拿來做文章的現象，可能的原因為何？(Jack猜想：既要能賺錢又要能解決社會問題，似乎某些領域比較「容易」發揮，像是太陽能/風電，而有些領域，例如性別/教育平等，要發展出穩定獲利的商業模式，難度較高？)，你同意嗎？